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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再切换到基层视角，当此之时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就业，尤其是青年人的就业。经合组织（OECD）的统计显示，全球青年的失业率已经到了年长者的两倍以上。未就业、未受教育、未受培训的青年被称为“尼特族”（NEET），2025年全球“尼特族”的比例已经高达四分之一，而且在人工智能大潮面前仍有加剧之势。《卫报》近期对七国850名企业高管的调查发现，41%认为AI正助其缩减人力，25%表示初级岗位任务可能很快主要由AI承担。

　　从近代到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，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军力、资源、经济实力等“结构性权力”，向塑造国际规则、议程和制度安排的“制度性权力”演进的过程。事实上，正如卡尼所指出的那样，过往的国际秩序是张“二皮脸”，霸权主义国家依然依托自己的“结构性权力”，谋求凌驾于国际秩序之上，但也要形式上尊重自己参与缔造的国际秩序与国际法安排，表现出行使“制度性权力”的形式。并且平心而论，在过往几十年，这些国家也确实提供了一定的公共产品，夯实了相关制度性安排的基础。

　　而这套体系的构建，不只是国家的事情，一样也是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企业在海外的贸易与投资，为“出题”提供着最直观的场景；运营、物流、投行、律所、审计、信用评级、行业协会同步深入其中，制定和推广相关模式与标准，也同步发展我国的服务行业；学界需要从宏大命题中深入各个国家，从经济发展、政治结构、利益格局到风土人情、思维模式，去开展更为深入的国别研究；媒体与自媒体能够利用自己相对灵活的特点，紧抓“”叙事，跳入对方内部挖掘问题形成议题；教育系统与人才选拔机制能够结合斗争形势，打造相关人才的培养机制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在针对维权设立统一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基础上，持续完善对庙堂以外的信息采集与经验提炼，丰富决策与后续斗争……